“烫手”的余额宝

上篇回顾：意味深长的问题倒不一定难——我家住在19楼，相当高，电梯又经常出故障，幸好我脚力很好，可以一口气走上走下，并不感到吃力。从此以后，19这个数字就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下面就来说一个由于我住在19楼而特别对19这个数字“刮目相看”的趣题。在图中所示的方框里分别填入从2到19的18个自然数，既

“烫手”的余额宝 尽管被传统银行视为“野蛮人”，互联网金融仍以“技术穿越了制度限制”的方式实现了崛起。


倒逼银行改革，推动利率市场化，带来普惠金融，作为互联网金融代表的余额宝可谓“搅活了一池死水”。在遭遇取缔的舆论风波后，“XX宝”、“XX通”互联网金融产品风起云涌。


随着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收益率持续下跌，对余额宝类“宝宝”加强监管的呼声渐强。不过，监管什么、如何监管，着实考验着管理层的智慧。


存款“搬家”


在合肥从事会计工作的王洁，2013年岁末将攒下来的1万余元钱存入余额宝账户，如今时间已过去3个多月。


和那些每天早上起床就关注收益的人不同，由于存入数额不多，王洁很少关注余额宝里每天的收益变化。不过，当看到自己3个月获得100多元收益时，她还是十分欣喜。


由于担心资金安全，王洁的很多朋友、同事并不愿意尝试余额宝。令她没想到的是，就全国而言，她只是8100余万余额宝用户中的一员。此外，从去年6月正式上线算起，不到9个月时间，余额宝规模已过5000亿元。


如果在以前，这些钱的去向很可能是银行。近日，中国民生银行副董事长刘永好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余额宝让银行存款搬家。


针对“存款搬家”的现象，有分析者提出一个佐证：此前央行公布的2014年1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当月人民币存款锐减9402亿元，同比少增2。05万亿元。


日前，笔者参加了一场“余额宝类&lsquo:宝宝&rsquo:法律和监管问题研讨会”。


会上，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政策研究室主任高红冰谈到，支付宝并非抢银行饭碗，彼此应是协作、共创与合作的模式。“余额宝是战术产品，而非战略产品。”


“银行存款&lsquo:搬家&rsquo:现象是客户自主选择的结果。”天弘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刘佳章对记者说，电商比银行更在意客户体验和服务，这也倒逼银行的革命与进步。


统计数据显示，余额宝用户人均持有金额在4000元左右。“和以往的基金产品相比，余额宝的优势在于草根性。”刘佳章说，银行传统理财产品准入门槛较高，最低也在5万元以上，而余额宝实现了让理财普及到“1元起”。


当然，收益率是影响消费者选择余额宝类“宝宝”的关键。王洁坦言，当时选择余额宝就是看重其超过6%的高收益。不过，余额宝收益率已20多日持续走低，这让她有些担忧。


收益与风险


以3月10日的数据来看，余额宝的7日年化收益率为5。7160%。与此同时，多个“宝宝”类产品收益率普遍呈下跌趋势，多数都已跌破“6”时代。


“如果收益率跌破4%，可能会选择其他收益较高的理财产品替代余额宝。”谈及收益率变化下的选择，王洁说。


“6%以上的收益率是不正常的，从过去的货币基金市场表现来看，3%—4%才是正常收益水平。”在刘佳章看来，此前6%的高收益率只是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去年起开始利率市场化，而利率市场化初期会导致货币基金利率普遍较高；加之去年6月份央行缩减货币，也助推货币基金利率升高。


存款利率的完全市场化，可能会对不同规模“宝宝”的收益率带来不同影响。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陆琪分析说，即便存款利率市场化后，“店大欺客”或“客大欺店”的现象依然会存在。体量大、议价能力相对较强的产品，可能不会受太大影响，但许多跟风的“宝宝”就有可能受到影响。


不过，规模大也意味着潜在风险的增加。“随着余额宝规模越来越大，短短数月时间就增长到几千亿元的规模，原来规则体系下不成问题的事情，也可能会变成问题。”高红冰坦言。


虽然顶着互联网金融的帽子，各类“宝宝”本质上依然是货币基金。这意味着，货币基金具有的风险，“宝宝”们同样具有。


“货币基金的风险有两类。”刘佳章说，一是大规模的赎回，造成流通性问题，这对于所有基金产品都是如此。二是由于货币基金的投资领域方向之一是债券，债券市场波动会对配置债券份额较大的货币基金造成影响。


此外，有些基金产品销售中诱惑性的宣传，过分强调高收益而未提醒潜在的风险。中央民族大学一位法学教授对记者谈及自己的疑虑：百度百发“团结就有8%”的宣传语，暗示收益或将超过8%。这样的宣传是否会误导消费者？监管部门对此是否该加强监管？


从取缔到监管


被网友奉为“草根理财神器”的余额宝，自推出以来就伴随着诸多争议。


支持者认为，余额宝带来了普惠金融，推动了利率市场化，应当给予鼓励和支持；而反对者则斥之为“金融寄生虫”、“吸血鬼”，应当坚决取缔。


无论争论如何，决定余额宝命运的还是来自监管层的声音。“决不会取缔余额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表态，被视为余额宝存废争论的终结。


取缔风波后，加强监管的呼声渐强。对于要求加强监管的呼声，日前，支付宝公关总监陈亮在微博回应称，“余额宝从诞生第一天就得到了监管部门的大力指导和有效监管：诞生至今的264天里，共计得到各种监管43次，平均每6天一次。”


除了作为金融监管部门的“一行三会”外，最高法院也在调研如何对互联网金融进行规范。一位接近最高法院的消息人士向记者透露，最高法院目前正在组织调研，研究如何采用相应的司法政策规范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针对利用互联网金融进行集资诈骗、非法经营等侵害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将进行严厉打击。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创新，很多时候意味着对原有规则的突破。“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要有一定的容忍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会长郭峰说。


他认为，我国正处于转型变革时期，也是金融领域改革创新的特殊时期，不能用传统的观念和思维看待互联网金融，对网上的非法诈骗、非法集资现象要加强监管，而对一些金融创新模式的探索，在执法中不能机械地照搬法条。


在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大背景下，就余额宝类“宝宝”的监管而言，郭峰认为，应该在产品监管、信息披露、规范合同、强化经营者责任等方面着力。具体而言，依照产品功能性进行监管，监管机构间要各司其职，不要推诿，销售时要做到充分地信息披露，明晰潜在的风险；同时，规范格式合同，对于监管机构、行业自律机构、司法机构，加强效力的确认与监管，并强化经营者对消费者投资安全的保障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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