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为人徒的金庸

上篇回顾：只有普林斯顿相信他——1928年，他生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一位电子工程师，母亲是拉丁语教师，日子过得殷实而温馨。他把心思和精力全部花在功课上，可成绩却很糟糕。到了中学，他的物理和化学成绩频频出现零分。在家长会上，数学老师向他的母亲抱怨，因为他常常使用一些奇特的解题方法。后来这种情况就更加频繁了

好为人徒的金庸 在心灵纯净的童年时期记诵下来的东西，如同每天的饮食，会变成营养，成为生命的一部分，长大之后在学习、工作、待人接物中，会自然运用出来。至于成年后再来读经典，因为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就像脾胃不健康的人，即便面对丰盛的美食，也难以吸收其营养了。


——南怀瑾


我自幼喜读金庸小说，成年后每逢看到和他有关的文字，都很上心。年中时，北大的一个同学晒出了手机拍的照片，赫然是查良镛（金庸原名）的博士毕业证书。原来金庸相当低调地又去北大读博了。这事惹得议论纷纷，因为北大的同学没怎么发现金庸来上课，这学位，岂不是给得太随便了。


北大校方只得向社会通报，金庸的确是在中文系读博，师从袁行霈。不过呢，因为金庸年事已高，身体趋弱，导致他未能按计划完成学业，今年将无法拿到博士文凭。至于那张被拍到的学位证，只是按惯例预先准备好的。


此事有了解释，大众也就没什么热情了。我却很好奇，为什么是袁行霈老先生，而不是别的教授呢？袁行霈不止是北大教授，还是民盟中央的副主席，恰好我加入的就是民盟。但我总觉得在别的什么地方还见过这个名字。


金庸这样的人物，名气太盛，地位显赫，高龄读博，虽然他一贯有好学之心，但实在是容易招惹闲话，一张照片都会弄得沸沸扬扬，一般谁会收他做弟子啊！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南方某家卫视的一个人文地理活动，同行的有北大中文系的李铎教授。我心想，刚好可以就近问问这事，金庸为什么会选择袁行霈老先生。一问之下，李教授说，好像他们之间扯得上亲戚关系呢！


这下提醒了我，一查，和以前看闲书的记忆对上号了。金庸的堂姐查良敏，嫁给了琼瑶的三舅袁行云，而袁行云的堂兄弟，正是袁行霈。


这层脉络理清了，令我忍俊不禁，难怪袁教授接下了这颗烫手的山芋。


说到金庸的好学之路，更加好玩。我看聂卫平的回忆文章，说是20世纪80年代，金庸突然托人转告他，要在从化拜他为师。聂卫平还以为金庸不过是想和他学学棋，而且他也想认识金庸，于是就赶到从化。


结果一见面，金庸就要像他小说里描写的那样给聂卫平行大礼，三叩九拜，举行拜师仪式。金庸比聂卫平大二十多岁，聂卫平大为吃惊，推辞说：“这怎么受得了，我立刻阻止了他。我说拜我为师可以，但不要磕头了。就这样我成了金庸的老师，以后金庸一见到我就以师父相称。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孟子》里有句话叫“人之患，在好为人师”，金庸恰恰相反，应该算是“好为人徒”，像极了他笔下的韦小宝，遇到个高手就不放过，定要拜师学艺，杂学旁收。


据说金庸在浙江大学当人文学院院长时，就有人讥讽他学问不够，他也低头纳言：“别人指责，我不能反驳，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自己的学问。”他少年时期因为国内战乱，学业屡屡中断，始终没拿到正经的文凭。晚年一路求学，在剑桥大学认真读了硕士，又读博士，然后又来念北大的博士。看来人生际遇的确令他有点耿耿于怀。


随着时代变迁，社会思潮反复，很多人早年失学，后来大富大贵，再提起念书上大学，就挺“反智”的，一口一个念书有个屁用。像金庸这么名满天下、富甲一方后，仍然有志向学，费尽心思好为人徒的，实属难得。用当下的话来说，是个正能量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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