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位母亲

上篇回顾：青春期公敌——16岁那年，郑红科又转回我们学校。我似乎逃不过跟她同桌的命运。我们坐在最后一排。郑红科像一只放置于桌沿的玻璃杯，敏感而易碎。虽穿着打

我的三位母亲 母亲


母亲死于饥饿的年代，那时节她的五个儿女都还小，小鸟儿一样嗷嗷待哺。


年龄太小，加之年代久远，母亲的模样早已漫漶不清。但是一个场景总像刚刚发生在眼前一样：左手将簸箕揽在腰际，右手抓起一把像皮肤一样颜色的麦粒，再让其从手中淌下，一把，一把。深秋的朝暾映在她已见浮肿的脸庞上，显着少有的兴奋，也感染得我们已经饿倒在床的姐弟们，霎时有了欢叫的力气。整个夜晚，她深深探进生产队的麦秸垛里，从已经打过场的麦秸里，沙出了三四斤麦余子。搓下麦粒，簸去糠皮，掺上仅剩的斤把地瓜干，磨成面，再剁进些地瓜叶和扫帚菜，蒸了一锅窝窝。公正地每人两个，余下的一个母亲说留给才一岁多的最小的弟弟。这是活命的窝窝。我们五个挣扎出了死地，只有母亲没能熬过这空前的饥馑，倒下，死去。死前，她还努力地折起身子，指着悬在梁上的篮子，里面是她没舍得吃下一口的两个窝窝。


不惑过了，又近耳顺之年，窝窝，特别是杂面窝窝，还是我爱食爱品的主食。活命，也带给我永不涸竭的温暖。当然还有追问，有天，有地，可是那么多的人，为什么就眼睁睁地饿死？如天如地的母亲走了，走了就再也无法回来。母亲的走所留在我们心上的怅惘，将伴随终生。


母亲


我的第二位母亲是继母。


在县水利局负责技术的父亲，不得已为我们带来了继母。她与去世的母亲性格截然不同，与我们更是格格不入。她的到来，使得我们姐弟更加地思念已逝的母亲，抱成了团，暗暗地对抗她。


穷家，一窝子不听话的孩子，她也是孤单与苦恼的吧？


困顿，却又遭逢“四清”与“文革”骤起的风暴，成分不好、父亲又被批斗着的家真是雪上加霜了。一再地忍让，还是不能免除屡受欺负的处境，不仅我的上学与大哥的验兵都受到了额外的阻挠，就连我们下地割草拾柴禾，也会遭到白眼、训斥、甚至打骂。父亲被运动纠缠在县上，继母当然承受着比我们更大的压力。可是她更勤地收拾着家，常常熬夜也要把我们破了的衣服与鞋子补缀整齐。


那是一个冬日的傍晚，瘦弱的四弟回到家来，被人戏弄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这时，隐忍已久的继母，霍地站起身，用她皴得净是口子的手掌，抹去四弟脸上的鼻涕与泪，只身站到院子的大门口，亮开嗓子向全村说话了。她说起李家老辈的宽厚，说起李家当下的难，也说起乡亲们的好和一辈辈相处在一起的不容易。她当然也以更高更亮的嗓门，说起我们一家受到的欺负与不公平的待遇。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这样的一段话：我的孩子都是懂事听话的好孩子，谁再敢打骂和欺侮俺的孩子，我就奉陪到底！告诉你们吧，我也会骂，不吃不喝连骂三天也不带重样的！想不到继母这样大胆，想不到她的声音这样高亢嘹亮。我们都放下碗筷，悄悄地来到她的身边，依偎着她，早忘了呜咽锋利的北风。虽然全村静静的，只是偶尔有一声两声的鸡鸣狗吠，可是我们心里知道，全村的老少爷们都在听继母说话。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都自然而然地喊起了“娘”，像母亲在世时一样地喊着“娘”。如今娘也老了，当然也有着自己亲生的儿子与女儿。可是她在向别人说起已经五十多岁的我时，还是不改几十年一贯制的称呼：“俺小三……”


还是母亲


随着妻子的进门，在我的生命里，便有了第三位母亲：岳母。


在我的心理上，岳母似乎是天下最亲的亲人的称谓。为什么？我也说不清，只是记着岳母点点滴滴的一些琐事——


八十八岁那年，大病过一场的岳母还没有完全恢复。住在小女儿家的岳母，只能从二楼的窗户上看看外面的世界。那是一个中午，她从窗户里看见一个民工样的人，放下自行车拔腿就走。岳母赶紧推开窗户喊：“您哥，车子没锁！”民工急急地走了，岳母可就不得消停，再也不敢离开窗户。她怕别人偷走了这辆自行车，她知道民工挣个钱多不易，她说民工没有了自行车晚上怎样回到乡下的家？守着，果然有个小青年东哨西望后，推起自行车就想走，是岳母制止了他：“你不能推，这是俺的！”直到傍黑，那个民工才回来，这才离开窗户的母亲还忘不了交待他：“您哥，以后可不能这样粗心了。”


岳母的心，对弱者最软。就是对于动物，她也有着无边的怜惜。记得是一年的冬天，一只瘸腿的狗无家可归地卧在岳母三儿的门前，被孩子们围起戏弄着。已是七十多岁的岳母，分开人群，将瘸着的狗抱回家里，边走边嚷孩子们：“瞧这狗，冻得浑身打栗栗，你们还欺负它！”见瘸狗还病着，吃不下东西，岳母心疼得不行，就把馍馍细细地嚼烂了，连同自己的唾液，一口一口地喂它，直到它焕发出生命的意趣。后来这只瘸狗，就一步不离地跟着岳母，尤其是它静静地卧在岳母的脚下，仰望母亲的眼神，真叫动人。波光晃动，涵蕴着温顺，亲爱，还有点小儿女般地撒娇。


最让我感动不已的，是她年轻时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时的县城已经被烧杀奸淫的日本鬼子占领，岳母的父亲就是被日本兵枪杀于自己的家中。有一回，岳母抱着自己才一岁多一点的头生儿子从城外回到城里，想不到路过日本兵的营房时，被一个日本兵拦住了。他硬生生地要抱岳母的儿子，母亲怕把孩子夺坏了，死命地护着。谁知那日本兵急了，一把就抢过去，逮住孩子左看右看，再也不肯撒手，且又径直抱进营房里。还不满二十二岁的母亲快吓死了，她说“整个心都搦在了一起”，两条腿直发抖。过了好一阵，那个日本兵又把孩子抱了出来，连同一包糖块一起交给母亲，并指指儿子的小鸡鸡，拍拍自己的胸脯，再向着北方一指，眼里就流出了泪来。母亲说：我一下子就不怕了，不光不怕，还同情起这个日本兵来，他是在说他也有一个这样的男娃娃在自己的家里，他是想念自己的儿子都快要想疯了。


母亲的心，母亲的心啊！连仇敌都能怜悯。


只是这个被日本兵抱走又抱回的头生儿，长大了却被关入自己人的板房。“罪过”是“投机倒把”：从青岛买回三个地排车的车轴，一个24元，带回老家金乡县每个卖了26。5元，三个共赚了7。5元。正是“文革”时期，造反派的嘴就是法律，想让人出来就得交1200元的罚款。母亲眼看着生龙活虎的儿子，只一个星期的工夫就瘦了一圈，心疼得茶饭不思。穷得一个屋子四个旮旯、又拉巴着一窝子孩子的母亲，到哪里去操兑这样一笔巨款啊！母亲发疯了一般求亲告友地借钱，磕头磕到头破，实在难了就一个人跑到漫长地里大哭一场，擦干了泪再去求借。一点首饰卖了，箩面的箩柜卖了。就连一家人都不让砍的那棵长了几十年的大槐树也砍倒卖了。这棵槐树，已经一搂多粗，夏日里会让大而翠的树冠挡住了前院与后院的炎阳。是母亲一手拿着一迭血泪钱，一手从板房里将已经被折磨得脱了人形的儿子领了回来。牵着儿子的手，她的眼里只有愤怒的火苗在噼啪着，只是忍到家，才母子抱拥着恸哭不已。


想想，这个世上，岳母是我最知冷知热的母亲了。还记得在她九十岁高龄的时候，竟然爬上了我的五楼，来为我们一家送行。外孙女苇杭、妻子和我，就要一起去女儿留学的美利坚和众国。母亲知道我们太忙，知道我们就要坐十六七个小时的飞机，怕我们走前再去看她太累，没吱一声，从县城赶来。腿腰有着毛病的母亲，早已不能攀爬楼梯了。可她手里提着一个马扎（累了就坐下歇歇），让司机扶着，拽着楼梯扶手，歇了六歇，还是来到了我们的家。我们都惊呆了。泪水一下子就哽住了我的喉咙。扶着母亲坐在沙发上，仰望着母亲衰老的面庞（像那只瘸狗一样地仰望着），好久才能够一声声地清晰地唤着：娘！娘！娘！您怎么来了？！累得直喘粗气的母亲，怎么也说不出话来，只是将两岁半的重外孙女揽在怀里，一下一下地捋着她的头发，眼里流露着十分的不舍。望着母亲衰颓不堪的面容，我一下子就想起李密《陈情表》中“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句子，泪水再次夺眶而出。


如今，已经九十五岁的母亲，还是头脑清晰，以她昏花迷离的目光，暖暖地看着这个太多苦难、太多悲凉的人间。


走过了漫漫的人生长途，参加了些组织，也进出过一些单位，其间性灵的荼毒、世态的炎凉，真是一言难尽。但是三个不识字的母亲，却都如太阳一样地照耀着我、温暖着我，也教育着我、指引着我。黑云压城，风雨如磐，又能怎样，我有着母亲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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