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哥哥

上篇回顾：从细微处看德国文明——被踩碎的核桃刚到德国时正值深秋。屋外排列着数棵高大的核桃树。落果时节，我和女儿也挎着小篮，和那些金发碧眼的孩子们一道转悠在核桃树下，感受捡拾核桃的喜悦。可是一位女士极不和谐的举动把我们的快乐冲淡了。每日，这位女士都会在核桃树下来回奔跑，头上束着发带，一身运动装束。在来回跑动中，她会停

别了，哥哥 这是一段充满激情、矛盾和传奇的历史，而那些以笔为戟去战斗的“左联”战士们，其实也有相当柔情的一面。


1930年3月2日，在上海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今多伦路201弄2号）的一间大教室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正式成立，6年后宣告解散。这是一段充满激情、矛盾和传奇的历史，而那些以笔为戟去战斗的“左联”战士们，其实也有相当柔情的一面。


柔石：二月徘徊者


人们知道的柔石，大抵是“烈士的柔石”，革命的、热血的、是真的猛士；而其作家身份，连同他的多愁善感，却正在被淡忘。


柔石本名赵平福，1902年出生在浙江乡村小店之家。柔石幼年孱弱，十岁就学，但秉性聪颖、兴趣广泛，对文学、书法、音乐、集邮等都有爱好，学业出类拔萃。1917年于县城正学小学堂毕业，考至台州省立第六中学，因嫌学校学费昂贵且办理不善，退学在家自修，翌年考入杭州省立第一师范。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一师学潮”，给柔石深刻影响。


1923年，柔石从第一师范毕业后，在杭州应家任家庭教师半年，次年赴慈溪普迪小学任教，课余从事小说创作，于1925年元旦自费出版第一部小说集《疯人》。同年2月，赴北京大学做旁听生，专修哲学、英文。当时鲁迅正在北大兼“中国小说史”和“文艺理论”课，柔石常去听课，课余仍从事创作，四幕喜剧《人间喜剧》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3·18”惨案后，黑暗的现实使他的民主思想进一步发展。


1928年春，柔石被举荐为县教育局局长。5月，共产党地下组织在亭旁（现属三门县）发动农民暴动，很快就被镇压。当局强迫解散学校，追捕革命师生。柔石虽不是共产党人，但主动掩护暴动者脱险，护送县委书记杨毅卿去乡下隐蔽脱险。6月，柔石离开家乡去上海谋生，结识鲁迅先生。1929年1月，辞去《语丝》编辑后的鲁迅，推荐柔石为《语丝》助编。


1930年2月，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鲁迅、柔石均为发起人。3月，“左联”成立，柔石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后任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负责编辑“左联”的机关刊物《萌芽》。5月，由冯雪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柔石是年轻的革命者，也是一位勤奋的作家。他说：“文学是人生与社会的记录。”在他不长的生命旅程中，著述甚富，有诗歌、散文、小说、杂文、报告文学、戏剧等。据统计，柔石刊行的创作和译作约计118万字，未发手稿22万字，共计140万字左右。半个多世纪以来，其作品相继被译成日、英、法、俄等文字。其中，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曾使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赞叹：“这篇故事使我深深地感动。”


确立柔石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地位的，是他的中篇小说《二月》。主人公萧涧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典型形象。


宿命般地，同样也在早春二月。1931年2月7日，柔石因叛徒出卖被当局秘密杀害，他的人生历程被残酷地定格在29岁，龙华成了他永久的归宿。


殷夫：“别了，哥哥”


别了，我最亲爱的哥哥，


你的来函促成了我的决心，


恨的是不能握一握最后的手，


再独立地向前途踏进。


……


别了，哥哥，别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这是“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殷夫，于“四一二”大屠杀两周年之际，与在国民党政府任职的大哥彻底决裂时写下的诗作《别了，哥哥》，字里行间显露着一个铁骨铮铮的革命者，在亲情与信念两难抉择中的勇气和决心。


殷夫自幼聪慧颖悟，在家排行老小，备受宠爱。因少年丧父，长他15岁的大哥给予其父辈般的呵护。他勤奋好学，擅诗文，为了让他学业有成，光耀门楣，1924年大哥送他赴上海求学。目睹列强在十里洋场飞扬跋扈，军阀统治腐败无能，百姓饥寒交迫，殷夫很快便违背了大哥“专心念书，别管闲事”的告诫，加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行列。


殷夫第一次入狱关押了三个月，险遭枪决。在狱中，他将自己被捕的经过写成长篇叙事诗《在死神未到之前》：“革命的本身就是牺牲，就是死，就是流血！就是在刀枪下走奔……在森严的刑场上，我们的眼泪决不因恐惧而洒淋！”出狱后，大哥一直把他软禁在身边，督促他复习功课，报考同济大学。当时同济大学是德国开办的一所贵族学校，大哥希望通过西方贵族式教育感化殷夫。殷夫表面顺从埋头苦读，却瞒着大哥从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进步文艺书籍中汲取营养。1927年秋，他考入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半年就能阅读、翻译德文原著，还掌握了英语、俄语。大哥要出国了，临行前再三叮嘱他要安分守己，好好读书。


1928年秋，殷夫因参加革命活动又一次被捕。大嫂闻讯，托人将他保释出来，带回老家。小姐姐向殷夫伸出援手，帮他重返上海。殷夫没有回同济继续学业，而是毅然摆脱了大哥为他精心安排的贵族生涯。经历一段流浪生活后，殷夫找到党组织，专职从事共青团工作和青年工人运动。由于没有固定收入，他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大哥给他发去一封封信，劝他放弃危险的工作。为此，殷夫写下《别了，哥哥》这首诗。诗中真诚地感谢大哥对他多年的养育之恩，同时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向大哥作最后告别。


失去了大哥的经济资助，殷夫并不沮丧。紧张的工作间隙，他开始翻译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传记及作品。他根据德文版的《裴多菲诗集》中一首“格言”，翻译成被人们广泛传颂的四句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1929年夏，殷夫在组织丝厂工人罢工斗争中又一次被捕。他没有告诉家里，自己设法出狱。此后，殷夫的主要任务改为负责编辑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和外围刊物《摩登青年》。“左联”成立时，殷夫是发起人之一，他创作的许多“红色鼓动诗”发表在《拓荒者》、《萌芽》等“左联”机关刊物上。


得知殷夫数次被捕，处境艰险，大哥又气又急。1930年春，大哥寄来一封措辞强硬、威严的“哀的美敦书”，责备殷夫一再欺骗他。殷夫以一封《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公开阐明自己的阶级立场，他写道：“我和你相互间的系带已完全割断了，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之间的任何妥协、任何调和，是万万不可能的了……只因为我和你是两个阶级的成员了。”


1931年2月7日，殷夫被秘密枪杀于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以他短暂而壮丽的生命实现了生前的豪迈誓言：“死去！死是最光荣的责任，让血染成一条出路，引导着同志们向前进行！”那时，他年仅21岁，是“左联五烈士”里最年轻的一个。


白薇：悲剧爱情生涯


1926年4月，知名文学评论家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专门介绍了两位女作家，一位是当时“几乎谁都知道的冰心女士”，另一位则是当时“几乎谁都不知道的白薇女士”。


白薇姿容清丽、雅逸脱俗，且文采飞扬，才华横溢，可感情生活却始终与苦难、不幸甚至屈辱连在一起。逃离包办的婚姻，被婆婆咬断脚筋，她独自游荡日本，做过用人，经济压力让她体弱多病、精神抑郁。30岁这年，白薇邂逅了心爱的人——诗人杨骚。


杨骚是福建漳州人，爱好诗文，有名士之风。杨骚比白薇小六岁，被她称呼为弟弟。白薇爱上了杨骚，那么透明、赤诚，无所保留。可是，时间久了，在白薇近乎窒息的情感压力下，杨骚开始逃跑。白薇的精神，快要崩溃在这种无尽的情感折磨中。


1927年，他们在上海重逢。白薇的创作也进入了黄金期，但她与杨骚的感情生活，却时晴时阴，时冷时热。白薇自己形容“如鬼影子似的冲来撞去”。这种生活一直维持到1934年夏，他们终于分手。


白薇被这段感情折磨得心力交瘁。不久，白薇发表了她的一部约40万字的自传体小说《悲剧生涯》。据说，当时白薇是饱蘸泪水，忍着痛苦，支撑在病榻，同时把稿纸铺在膝上、墨水瓶挂在颈上，用4个半月时间写出来的，其间还历经了一场生死考验，常有“书不成而身先死”的恐怖相伴。


抗战爆发后的第三年，时任《新华日报》记者的白薇与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作家战地访问团的杨骚在重庆相逢。这次邂逅，杨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也有朋友从中说项，希望他们恢复关系，但这次白薇终于说了“不”。


自此，白薇始终过着独身的生活直到辞世。


20世纪40年代，诗人任钧对白薇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评价：“白薇是&lsquo:五四&rsquo:以来我国文坛上寥寥可数的女作家之一，为人刚直，富于正义感，写作极多，且雷名重一时，当为一般中年读者所记忆。唯十数年来，她又病又穷，真是潦倒不堪，但她的生之意志，却始终如火似铁，还是照样昂然地活下去！这是何等毅力！何等气魄！何等难能可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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