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哥黄家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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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哥哥黄家驹 每年端午节，在香港大屿山的大澳渔港，总会响起龙舟竞渡的锣鼓声。


1993年6月24日，农历五月初五的清晨，大澳依然有龙舟拖着载有神像的小艇巡游水道，岸上居民朝着龙舟祭拜，祈求阖境平安。而就在几个小时前的日本，在一场游戏节目的录制现场，黄家驹从舞台不慎跌落，头部最先着地，陷入昏迷。


一起参加节目的黄家强在舞台上目睹了哥哥发生意外的整个过程。在医院急诊室外等候的时间里，他感到害怕，给香港的父母打电话，“你们快来，二哥出事了。”老人听到消息，一边被意外的打击击中，一边却又在本能地保有着某种期待，“今天是端午节，很难出事的，他一定没事。”


一周后，黄家驹去世。那个端午节短暂的凌晨，是他人生中度过的最后一个节日。


而对他的怀念与批判，在接下来的20年中一直余音绕梁。这个夏天，在黄家驹逝世20周年的前与后，记者两次专访黄家强。抛开Beyond团员的身份，这里只有一一个弟弟对哥哥的最朴素的理解。


那个每年都会举办“龙舟游涌”的大屿山，是少年时兄弟二人最常去的度假地点。如今，回忆起和哥哥共度的岁月，十几岁时在大屿山烧烤、游泳、租住民宿的日子依然是最先在黄家强脑海中浮现的场景。


“家驹喜欢召集朋友，组织各种活动。”黄家强印象中的哥哥性格开朗，精力充沛，从那时起便是朋友圈中自然而然的领导者。


70年代的香港，大多数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会选择申请租住政府提供的公共房屋，租金便宜，面积也刚好适应普通家庭的生活需要。其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社区便是苏屋邨。它的设计就像一个布满抽屉的组合柜，最大程度地承载着居住需求。那时，黄家驹的父母就带着五个子女，住在其中的一个抽屉里。


公屋的每一层都有二十几户家庭，而一个家庭中七八个人住在一起更是常有的事。兄弟二人并不为此感觉困扰，这样的生活环境反而为他们带来了众多朋友相伴的少年时光。“那时朋友很多，一出来整一行都是小孩。打打闹闹，我们都是野孩子。”


苏屋邨向北十几公里的猴子山（金山郊野公园）是野孩子们的游乐场。周末的上午，黄家驹常常会偷偷带着弟弟，和朋友们走上一个多小时，到山头抓草蜢、蜻蜓，或者跳进山下的水库里游泳。水库的水很深，还会偶尔被烂木头、碎玻璃划伤，但这些小小的危险完全无法阻挡野孩子疯玩疯闹的热情。回忆起少年的后花园，黄家强仿佛重新置身其中，神情变得轻松起来，“我和家驹就是在山头这种环境之下长大的，比现在小孩的生活有趣得多。”


由于相差只有两岁，黄家五兄妹中的老四和老幺，从小就玩在一起。这种关系在黄家强加入Beyond后，变得更加坚不可摧。


“如果不是因为家驹，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玩音乐。”黄家强曾多次在公众场合这样表达。但最初令他反感的，却也正是哥哥黄家驹所玩的音乐。


正如许多传奇的人生始于不那么传奇的开始一样，黄家驹的音乐之旅源于在父亲的机械厂房玩耍时，捡到的一把破吉他，那年他15岁。


从此，在黄家强的印象中，哥哥外出和朋友聚会的时间少了，更多的时间留在房间里练习吉他。起初练习的是一些基本指法和旋律，过程很枯燥，“一点也不好听”。一般下午练习时，只有兄弟二人在家。黄家强觉得吵，赌气把电视声音开大，黄家驹就会弹得更大声，兄弟俩一声不吭，用手指彼此较劲。


较劲持续了三四年，直到有一天，他被摇滚乐的“好玩”吸引了，开始在黄家驹的推荐下学习键盘，随后改学贝斯。1983年，19岁的他加入Beyond，开始在事业上同哥哥产生交集。


邀请黄家强加入Beyond的是叶世荣，并非黄家驹。当时，黄家强刚刚练习贝斯半年，他猜想也许是哥哥觉得自己技术还不够好才没有找他。


在黄家强眼中，黄家驹是个倔强的人，做事情总有自己的逻辑。“怎么去玩一个游戏他都有要求，有时候甚至觉得这个道理就是真理。”


小时候十几个孩子一起打排球、踢足球，黄家驹永远是其中最认真的一个。别人犯规对于他来说是很严重的事情，他会发脾气，冲上去和对方理论，要求严格按照规定游戏。“只有他一个人很认真的时候，其他人都不会跟他去斗嘴，就让他玩。”笑着吐出这番话时的黄家强，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兄长。“他并没有错啊，只是严格一点，那我们就跟着他的规定去玩就好啦。”


很难说黄家强所说的仅仅是游戏，还是音乐。


黄家强对哥哥宽容又依赖。虽然仅仅年长两岁，但在黄家强心目中，黄家驹有足够的作为兄长的威严。他在生活上，更在音乐上引领着黄家强。


起初为了谋生，Beyond的四人并没有全职做音乐。黄家驹做过办公室助理、纺织厂采购，最后在叶世荣的介绍下，到了保险公司做销售员。


黄家强说他的业绩并不好。黄家驹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公司规定的保险单数，不够单他就去马场找客人，找够了客人就回家练吉他。那段时间里，在Beyond位于香港洗衣街的练习室，日后著名的“二楼后座”中，常常能够看到这几个年轻人匆匆聚在一起，西装笔挺地弹拨吉他，敲击架子鼓，疯狂摇滚。


1987年，专辑《阿拉伯跳舞女郎》发行之后，乐队决定全职做音乐，赌一次前程。实际上，所谓的全职，也只是在发片间隔期，一周两次，到酒廊驻唱。


不同于大多数“酒廊歌手”，Beyond只唱自己的歌，但他们并不指望和台下的观众——或者说顾客——有更多的互动。“明知他们不听你，互动烦到他们，别人会骂你。”有时也会有一些歌迷慕名赶来，环绕在离舞台最近的地方，“一直看着他们唱，不看太远就好了。”


很难说那段并不顺利的全职音乐人经历究竟给黄家驹带来了哪些影响，哪些坚持被消磨，又有哪些热情被加强。黄家强仍然记得，在新专辑发行之前，唱片公司明确地告诉乐队，“如果新专辑还是不能卖，这张结束你们就回家吧。”


时隔一年后，新专辑《秘密警察》一举达到双白金（10万张）销量。


在这张专辑中，已经褪去了此前乐队的硬摇滚风格和各种稀奇古怪的实验性元素。他们脱掉之前封面上离经叛道的阿拉伯装扮，剪短头发，换上清爽的白色西装。在音乐风格上，也开始显现出某些更加适应大众品位的改变。


现实者称赞这是黄家驹的聪明之处，理想者认为这是偶像的无奈妥协。在黄家强看来，这种妥协却恰恰是哥哥的另一种坚持。


“不是妥协，是适应。”他强调。他说对于这种适应，黄家驹并没有表现出太多挣扎，反而是自己接受起来比哥哥更慢一些。


黄家驹再一次用自己的道理说服了弟弟。他告诉黄家强，乐队必须要把音乐的水平拉低一点，做得更简单，吸引到普通歌迷后，才能有更多资本去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其实一直都在变化，说回来只是我们善于变化而已。”


变化的过程中，黄家强始终追随着哥哥，他信服哥哥的判断。


他印象中，黄家驹内心敏感，视野广阔，不仅局限于音乐，“对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


在他看来，哥哥的这种思考在1991年非洲慈善之行归来后得到了明显的加强。之前在慈善团体的邀请下，黄家驹完成了一次对新几内亚的探访。当他回来再次受邀探访非洲的时候，就叫上了团队的另外三名成员。黄家强记忆中，哥哥当时的态度热切而真诚，“他说你们三个一定要跟我去，我看到了很多事情，你们也应该去看。”


这次东非之行对黄家强的冲击同样巨大。一方面，他被眼前非洲真实的贫困状态所震撼；另一方面，他也对哥哥的精神世界有了更多理解和认同，哪怕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停留在一个宏大的概念层面。


黄家强并不把哥哥的这种热情看做是对政治的关心。相反，他依然觉得黄家驹并不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反战、公平是摇滚乐很普遍的题目。虽然我们不是很政治的乐队，但是也顺其自然地走到了反战。”


黄家驹善于把思考转化成就着旋律吐出的歌词，而弟弟黄家强，更习惯用“自由、平等、爱、和平”这样的一连串词汇来形容对黄家驹思考内容的理解。


1992年，黄家驹扔下“只有娱乐圈，没有乐坛”的香港，和Beyond成员一起奔赴日本——他们眼中更优质、纯粹的音乐所在，最终却意外跌落在娱乐舞台上。当时他们参加的那档当红游戏节目，叫“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由于在日本还没有站稳脚跟，只办过一场一两千人参加的小型演唱会，而朋友大都在香港，黄家强觉得，那段时间大家过得并不算开心。


他没有问起过黄家驹，越是亲近的人之间，似乎越是有些话难以启齿。但他猜想，有一首歌《遥望》，也许是黄家驹在日本创作的。“随着岁月，无尽爱念，藏在于心里，像冰峰的眼光失去了方向”。


黄家驹曾说过，“我背着吉他，就像背着一把宝剑。”意气风发的他不曾想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离场。他也不会再有机会看到20年后，同样是摇滚青年的弟弟变得更加稳重、务实，成家立业，手中的贝斯变成两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20年了，一切似乎都在渐渐淡下去。当时目睹哥哥从舞台上摔下去时，黄家强脑中一片空白，他说自己只有一个念头——“摔下去的不该是他，应该是我。”多年之后，激动的情绪渐次平复，而那段过往，他却依然很怕提起。不敢提，也不想提。


黄家驹离开后，乐队剩下的三名队员重返香港。当回到曾经共同写歌、练琴的练习室时，常坐的位置还在，却永远缺席了那个曾经一起聊天、玩笑、挥汗如雨的兄弟，黄家强说自己甚至不敢碰哥哥留在里面的东西。


“当你自己真正经历了伤心难过的事情后，你会知道——原来时间真的没用，什么也冲淡不了。”


总会有一些曾经共同生活的细节被冲淡，他现在已经很难回忆起年轻时和哥哥常聊的话题了。但时间，也同样会选择性地加强另外一些记忆。比如年少时在大屿山度假的时光，比如刚刚组建乐队时一起排练的场景。黄家强喜欢回忆十几岁的那段岁月，“可能是因为那时比较轻松，没有太多所得和损失。”


他说自己偶尔也会梦到黄家驹，多半是一些琐碎的生活场景。“梦里从来都不会发现他已经走了”，黄家强说，做这样的梦时他总是觉得很舒服，就好像哥哥还在生活里。


黄家强说自己现在有时会翻看哥哥旧时的照片，而声音和影像至今不敢主动接触，特别是慢歌。


曾经在表演时站在哥哥旁边专注弹贝斯很少唱歌的黄家强，在黄家驹离开后，开始站在舞台中间演唱。他一度努力试着模仿哥哥的声音，尽力去唱。一方面渴望他的声音还留在乐队里，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延续；另一方面，Beyond虽然依然有众多歌迷，但也有不同的声音质疑乐队是否还能再继续下去，“我不想别人小看我们”。


后来，黄家强慢慢感觉不再有这个必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音乐态度和喜好，即便兄弟，也不可能一模一样。他发现自己纯粹的模仿也终究无法做得比哥哥更好。


他说自己开始试着去延续家驹的音乐精神，“他对世界的看法”。采访中，他开始再次使用“爱、和平、世界大同、人权”这些词汇来阐述哥哥的音乐精神。


或许是由于采访中的许多问题，黄家强在哥哥逝世5周年、10周年、15周年以及刚刚过去的20周年都曾回答过，他难以表现出特别的兴致；又或许在死亡突然降临之前，兄弟二人固然亲密，实际上却并不真正熟悉对方，问及哥哥的想法时，他常常会以猜测作为回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作为音乐人和音乐人的关系，甚至超越了哥哥和弟弟的关系。


也许所有生离死别过后带来的完整，都不是源于延续了对方，而是看到了自己。


他说平日里黄家驹创作时都是自己一个人写歌，录音时大家才会聚在一起。当年试唱《喜欢你》，尽管黄家强知道这首歌旋律感强，多半会火。但那对于他也只是一首流行歌曲，和当时自己心目中的摇滚相去甚远，“都没太大感觉”。那一年他14岁。


而就在今年，黄家驹逝世的第20周年，49岁的黄家强为哥哥写下了一首相似的歌——《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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