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入瓷器店的公牛

上篇回顾：知识爆炸了吗——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一个小地方读初中。我很崇拜的一个老师说，到了21世纪，知识就会大爆炸。当时，我对这个说法，很不理解。放鞭炮我见过，但知识爆炸是什么样子？知识怎么会爆炸？为什么要等到21世纪才爆炸呢？后来，我学了几何级数。就像细胞分裂，1变2，2变4，4变8，8变16&helli

闯入瓷器店的公牛 “民主”强


傍晚六点，任志强从位于华远总部二层的办公室踱步到一层的演播厅。这里马上要开始一场读书会，由任志强和金融博物馆联合主办。现场500个预约座位，全部坐满。


任志强对读书会的重视，等同于王石痴迷登山。两年内，读书会已经办了28期，现在每期报名人数超过7000。一年前，任志强投资1000万，按“央视标准”将办公楼一层改造成演播厅。


俞敏洪、马云等忙碌的企业家愿意来老朋友的读书会，这让他的场子显得很高档。“潘石屹想来，我没让来，我认为他在读书的级别上分量还不够。”在任志强的理想规划中，要邀请尽量多领域的意见领袖：从省部级高官到民间历史爱好者都包括在内。


任志强认为，“开启民智”是他现在义不容辞的责任。“没有独立思考，我怎么能认识到政府也许是错的？现在我们的民众，基本上是政府让你干嘛你干嘛，而民主制度是政府让干嘛，我得问问为什么。”


“政府说什么，他就反对什么。”王石曾这么评价任志强。同为中国的第一代房地产商人，与王石等人相比，任志强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与战斗精神要强烈很多。从1998年起至今，他连续抨击政府一系列房价调控措施。一家媒体形容任志强的许多发言都“晴空炸雷般刺耳”，挑战公众的情感底线——“和工资收入比，30年来房子等于没涨价”、“逼企业家捐款是让处女脱下裤子证明清白”、“房子就是给富人盖的”……类似言论不计其数。《华尔街日报》曾形容任志强是“闯入瓷器店的公牛”。


过往的十年被称为中国房地产的黄金期，但任志强的评价却是，“这十年，在某些方面改革出现了停滞，有些是倒退的”，原因是“政府力量不断强大，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础”。


“自由”强


1951年，任志强出生在北京的一个高干家庭。他生活在极具政治色彩的大院：高墙、警卫，食堂、澡堂，一切自给自足。他有天然的骄傲感与优越感。


“文化大革命”期间，任志强的父母因成为走资派被下放到干校，并主动为当时初中还没有读完的他办理了下乡手续，分配到条件最为艰苦的延安。插队半年多，通过关系，任志强参军入伍，加入了38军某步兵团。这是解放军的一支王牌部队，号称“万岁军”。“文革”时，很多高干子弟都在这支部队中服役。


任志强的军人生涯始终激荡着理想情怀。他争强好胜，能力出众。“我是红旗下生，红旗下长，党说什么就是什么，无条件献身，没什么可考虑的。”但1971年的“林彪事件”让他开始怀疑以往的信念：“为什么前一天还是接班人，第二天就变成反革命了呢？”


军旅生涯后期，任志强日渐叛逆的性格与军队格格不入，团长称他“鸡肋兵”，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无法在部队获得重用。1981年，任志强复员回京，拒绝组织安排的进公检法系统，因为“体制内的晋升环境应该和军队差不多”。


30岁的任志强选择去一家不到十人的劳动服务公司，卖油条、修理电器。不久后，他下海经商，成为北京第一个租用军用飞机从沿海运电子设备的商人。任志强承认，“早年能够下海经商的大部分是干部子弟”，因为“能够从父母那里得知中央的最新政策，不会做无谓的牺牲。”


1984年，邓小平首次南巡，“下海梦”在年轻人心中发酵。任志强被朋友拉进刚刚创办的华远集团，这是一家隶属于北京市西城区政府的全民所有制公司，比集体所有制多了些自主权。任志强渴望这点“自由”。不过，在华远工作未满一年的任志强，因涉嫌“贪污”被捕，理由是“倒卖录像带的过程中涉及挪用公款”。


在羁押期间，任志强通读了《法学概论》，成了半个法律专家。经历14个月的调查，他被无罪释放。市检察院提出两点要求：第一，任志强不得上告；第二，安排某检察官的妻子进入华远工作。


对外人，任志强从不介意提这段经历，讲述时常有自豪感喷发：“能进共产党的监狱而无罪释放，应该说是一件很英雄的事情。有本事你也进去一趟试试。”


同时，他有了深刻的认识：“抓你没错，放你也没错，我们的政府是不会承认自己错的。正因为我被抓过，蹲过一年多监狱，所以思考很多，先要保护自己的安全，我知道这个社会不够好，这个制度也不够好。”


1996年，华远借海外股东华润北京置地间接上市，融资10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第一家在境外上市的地产公司。随后，证监会专门出台了一个监管文件，杜绝其他公司借用华远的方式上市。


在中国的改革史上，华远扮演过很多次类似的第一：第一个吸收国外银行贷款，第一次打国际官司。“我们每做一个行动以后，就出一个文件，你早干嘛来着？说明这些立法远远落后于市场需求。”任志强不屑地说，“有人说（企业家）有原罪。我们是改革的突破者，开始都可能被别人当成原罪，原罪是因为政府的原因和政策造成的。”


1996年，作为国企领导人的任志强年接就近700万，全国排名前三。他第一时间在华远召开党委会，让所有党委成员签字认可。“这相当于找到了一个保护伞。”任志强说。果然，很快，组织调查他的高薪时，任志强说：“这不是个人决定，党组织认可了。”


在华远，任志强要求员工每天看《新闻联播》，时刻了解中国的政治动向。“在真正突破底线时，我会听从党，如果不让干，不让干就不干。”任志强说。


“我不需要找这些人，就假装不认识。一些人做这些事，是低能。我叫他没本事。”任志强阐释背后的逻辑，“让他们给你办事可能害了他，他批了条子，违反纪律，出了事也会害我，所以我不害别人也不害自己。”


任志强老了。一年前，60岁的他从华远集团董事长的岗位上退休，但他确信自己还没有到退出舞台的时刻。现在，他有大把时间写回忆录，已经完成50万字，打算今年出版，标题暂定《男人的肩膀》：“我这一代人最看重责任。我现在的利益已经和个人没有直接关系了，我觉得是为子孙后代的利益奋斗，想把中国变成一个好的社会。”


这条路的尽头是他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因为美好，所以相信。”任志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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