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细腻

上篇回顾：把粉笔横过来写——“股神”沃伦·巴菲特并不是生来就是股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甚至是一位非常失败的商人！20世纪50年代初，巴菲特从哥伦比亚商学院毕业后，用父亲给他的5000美元办了一家小公司，但遗憾的是，在之后的好几年里，他经营的公司异常惨淡，股票投资也一塌糊涂。

赫鲁晓夫的细腻 赫鲁晓夫此公，被世人评价为“头顶最秃，胆子最大。”他行事喜欢大刀阔斧，线条常常有些粗疏。但在《赫鲁晓夫回忆录》的第三十六章，我却读到了两个字：细腻。


先说年轻的苏联钢琴家阿什克纳济。他演奏出色，得过大奖。老婆是个英国人，不肯去苏联，而他们夫妻关系很好，还有孩子。于是，阿什克纳济来到伦敦的苏联大使馆，问怎么办。赫鲁晓夫听到下属汇报后，明确提出：“我们给他发放一个国外护照吧，期限他想要多久就多久。他有了这个护照，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来苏联。这是唯一明智的做法。如果我们强行要他回国，他大概就不回来了。他并不反苏，可是我们却硬要人为地把他变成一个反苏的人，因为如果他不听从我们的意愿，那就会将自己与苏联政府对立起来。马上就会有评论家和解释者煽动他的反苏情绪，干吗我们要逼出这样的人呢？如果他住在伦敦，常常回来开音乐会，那又能出什么事呢？他是一位音乐家，自由职业者，他仍将在自己祖国的音乐会上演出，始终是苏联的公民。”


一举两得：既保护了阿什克纳济的清白名声，又维护了其家庭─赫鲁晓夫退休三年后，仍在为自己当年的决定感到自豪。每逢阿什克纳济到莫斯科演出，他就打开收音机，凝神聆听。此时的欣慰心情，可以想见。


还有一例，是着名钢琴家里希特。文化部长福尔采娃报告说，有关部门反对里希特出国，因为其母亲住在西德，出去后可能不回来。赫鲁晓夫认为，如果失去这位大钢琴家，将是国家的损失，但还是决定：“让他去吧。”有人又要求里希特别去西德。赫鲁晓夫说──


“要是在他被迫做出保证不去西德与母亲会面之后，才让他跨出我们的国门，那真是再也没有比这更愚蠢的做法了。恰恰相反，应当劝劝他：『你这么多年没见过母亲了，去和她见见面吧。』不要让他感到我们反对这种事情。”


人性的关怀，起了温暖的效应。里希特到西德见了母亲后，如期回国。


第三例，是芭蕾舞女演员普利谢茨卡娅。她舞姿优美，国内首屈一指。但出国演出，总没有份，理由是她不可靠，有“一去不复返”之嫌疑。有一次，芭蕾舞团又要出国演出，普利谢茨卡娅给赫鲁晓夫写了长信，说她是爱国者，对她不被信任感到委屈，希望相信她的人品。赫鲁晓夫将此信复印，让党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传阅，并建议让她出国演出。有人还是不放心。赫鲁晓夫表示：“她说了，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我相信她的话。缺少信任就无法生活。即使她写的不是实话，只不过是为了脱身，好吧，那也没什么，我们能担当。”


结果呢，普利谢茨卡娅出国演出后，载誉归来，为苏联芭蕾舞艺术争了光。


赫鲁晓夫认为，如果当初扣住普利谢茨卡娅不放，就可能毁掉她，或者把她变成反苏分子。为此，他强调说：“最脆弱的东西就是一个人的心理，所以应当加以呵护，不能让它受到伤害。漫不经心的一步就可能使一个人失去自制力，结果成为一生中决定命运的一步。我为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而骄傲。”


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又是一例。赫鲁晓夫对她在特殊家庭里的坎坷命运以及不幸婚姻，深表同情；而对她离开祖国，向外国寻求帮助，给西方的造谣生事提供口实，则认为是“一种无可辩解的愚蠢行为”，予以谴责。但他认为，如果当初换一种方式对待她，可能事情就不会像后来那样糟糕。他假设说：“在她到大使馆去说她需要在印度逗留两三个月的时候，应该这样回答她：『斯韦特兰娜．约瑟福夫娜，干吗才三个月呢？您办个为期两三年的签证好啦。您也可以领取长期有效的签证，一直住在这里。到您想回的时候，再回苏联好了。』应当给她以选择的自由，从而让她精神上坚强起来，表明她是受到信任的。”


当然，斯韦特兰娜最终选择在美国度过余生──那已是赫鲁晓夫去世十多年后的事了。


政治上信任，选择上自由。但即使这样，也会出现辜负信任的情形。苏联当时有两亿多人口，赫鲁晓夫认为：“其中当然既有纯洁的人，也有不纯洁的人……不纯洁的人一旦浮出水面，他们必将被浪涛冲离我们的海岸。让他们随波逐流去好了。”“我认为应当向苏联公民提供按照自己意愿选择居住地的机会，这样的时机已经到了。”


赫鲁晓夫的细腻，在于懂一点人的心理，有一点人情味。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严峻保守的氛围下，有如此开放的眼光，宽容的眼光，关注人性的眼光，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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