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怀哲：奔走在非洲丛林的圣者

上篇回顾：好人郭明义——他未想过出名，但他的行为注定与众不同。受助者说他是“活菩萨”，同事们说他是“活雷锋”。更多不了解他的人，则说他是“一个不开窍的傻子”。他叫郭明义，一个好人。郭明义是辽宁鞍钢的一名普通工人，从1990年起，他54次捐献全血

史怀哲：奔走在非洲丛林的圣者 他25岁获得哲学和神学博士学位，却在30岁时立志学医，38岁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远赴非洲，为穷困黑人行医50年；他是高超的管凤琴演奏家，多次在欧洲和非洲巡回演出，以筹措维持诊所的经费；他著述丰富，思想深刻，在理论，更在行动和实践上，成为当世及后来的环境保护、动物权利及志愿者运动的先驱，并以78岁高龄获得1953年诺贝尔和平奖……爱因斯坦说，像史怀哲这样理想地集对善与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我几乎从没见过。


善良顽童


1875年，阿尔伯特·史怀哲出生在阿尔萨斯一个牧师家中。普法战争后，法国被迫将阿尔萨斯割让给普鲁士，《最后一课》描写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故事。生活在双语环境，史怀哲从小就能自如使用两种语言。这样的成长背景，使他得以吸取两种文化的长处，具备更开放和开阔的视野。


不过，家境虽然优裕，少年史怀哲却并未表现出过人之处。他顽皮不驯，功课又差，一次校长甚至差点把他赶回家。是知识渊博的俾麦老师为史怀哲打开了一扇知识和思想的大门。从此这个耽于幻想的懵懂少年转了性，爱上了读书和思考，走上踏踏实实做人做事的道路。


有几件小事，颇能显示少年史怀哲敏感内省、淳厚正直的天性，以及成长为一位伟大人道主义者的端倪。他很排斥衣着上的与众不同。父亲用旧外套给他改制了一件披风，穿上很合体，俨然一个小绅士，但其他同伴没有这样的衣服，他就坚决不穿。母亲带他去买帽子、手套，他总是执拗地选择与其他孩子一样的廉价货，而不要那些象征上流社会的“品牌”货。


一次，同伴邀他去打鸟，他并不喜欢，但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就在同伴拉紧弹弓瞄准小鸟的一刻，远处突然传来教堂的钟声。“这声音好像来自天上”，深深震撼了史怀哲。他丢掉弹弓，大喊着吓走小鸟，掉头奔回家中。此后，他再也不参与这类残忍的游戏，也不再介意被同伴嘲讽为“多愁善感”。遇到不幸的人或被虐待的牲畜时，他总是陷入烦恼和痛苦，并为这些可怜的生灵虔诚祷告。


多年后，史怀哲在非洲丛林里写成《敬畏生命》，清晰表达了自己的生命观：所有生命都是神圣的，每个生命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一个人在伤害其他生命时，必须判断这是否基于生活的必需而不可避免；农人为了生活可以割一千棵草给他的牛吃，但在回家的路上，却不应随意践踏任何一棵路旁的小花。


三十学医


中学毕业后，史怀哲进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就读。他在哲学、历史和音乐方面的天赋很快显露出来。史怀哲8岁就开始弹奏教会的管风琴，那时他的脚还够不到管风琴的踏板。刚入大学，他就得到法国著名管风琴家魏多的赏识，破格收他当了学生。


30岁之前，史怀哲完美地完成了几乎所有的人生功课：拿到博士学位，出版了《康德的宗教哲学》、《巴赫传》等著作，后者至今仍是研究巴赫的经典之作。他还拜杜劳特曼为师学习钢琴，后者是李斯特的高足。


毕业后，母校邀他任教，尼古拉教堂聘他做神职人员，魏多则认为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沿着这条轨迹走下去，一切都顺顺当当。但史怀哲却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走向，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1904年秋的一个早晨，史怀哲无意中看到一篇文章，介绍法属赤道非洲严酷恶劣的生存状况。当地迫切需要医疗服务，并招募志愿者。史怀哲突然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


一个神学教授，去做医学院的学生？父母亲友闻讯强烈反对；医学院的院长根本不接受他，建议他去看精神科医生。


经过四处奔走努力，他才获得旁听和考试资格。


即便再聪明，有再强烈的道德支撑，三十学医都太晚了点。化学、物理、动物、植物、生理学、药理学、解剖学、临床诊断……一门门课程和考试，再加上神学教授和教堂的牧师工作，史怀哲后来用“身心疲惫”、“生命的每一分钟都被填得满满的”来概括这一段生活。6年后，他通过了毕业考试。此后两年，他一边在医院实习，一边撰写论文，一边为远行做准备。历经8年艰辛，史怀哲终于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


1913年3月，38岁的史怀哲和新婚妻子以及筹办诊所的70大箱行李一起，踏上了遥远而陌生的非洲之旅。


鸡舍中的诊所


经过一个多月辗转可怕的水陆旅途，一只独木舟载着他们到达目的地——兰巴伦，当时的法属赤道非洲（1960年独立为加蓬共和国）。那是一个辽远、富饶、充满神秘感的原始丛林，也是一个蚊虫肆虐、物资匮乏、穷困无助的蛮荒之地。


医师到来的消息不胫而走，病患蜂拥而至。来不及筹建诊所，他把自己所住木屋边的鸡舍充当临时诊所，在狭小、闷热的空间和烈日的照射下开始工作。


心脏病、肺病、精神病、脱肠、橡皮病、热带赤痢、昏睡病、麻风病、日晒症、疥癣……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络绎不绝的病患还是令史怀哲吃惊。


疥癣这种皮肤病像梦魇般困扰着当地人，奇痒无比，寝食难安。医治并不困难，用硫黄粉末调入一些椰子油和肥皂，涂抹两三次就见效。


比起疥癣，热带溃疡就难对付多了。沙蚤常寄生在脚趾皮肤下，形成疤块，奇痒难当，一旦抓伤感染，极易形成坏疽。初到非洲时，史怀哲几乎看不到十趾齐全的当地黑人。如果溃疡蔓延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就难以治愈了。通常的做法是，将病人隔离在小木屋中，任其渐渐衰竭，在痛苦中死去。史怀哲治好一个病人常常需要几个月，仅纱布就要用去整整一箱！


昏睡病也是一种极难对付的热带疾病。一种比普通苍蝇大得多的采采蝇，叮咬人或动物，吸食血液，并将锥体寄生虫注入体内，引起病人高烧、全身疼痛、昏睡不醒，很快死亡。时至今日，非洲每年仍有6万人死于此病。唯一办法是穿上白色衣服，白色使采采蝇不敢靠近。


危险无处不在。去兰巴伦之前，有人告诫他：“非洲的阳光是人类的敌人！”亲身经历之后，史怀哲才知此言不虚。一个人在房间缝隙中的阳光下待几分钟，就高烧发病；另一个人在独术舟上帽子掉进水里，他很快用上衣遮住头部，可就这片刻工夫，已经患上日晒病，昏了过去。由于太阳辐射直接作用于头部导致脑组织充血而引起的日晒病，可以让患者剧烈痉挛，迅速死亡。


仁心仁术


史怀哲的诊所完全免费，连病人就医期间的食宿日用也免费。


非洲高温炎热，药品必须装在用软木塞密封的瓶罐中，否则很快变质。虽然反复叮嘱，但病人还是常常将瓶罐遗失或留下不还。病人用药，叮咛再三，还是会搞错。他们总是自作主张将分几天吃完的药一口气灌下去，要不然就是把内服的药末涂在身上，或者将外贴的膏药吞下肚去。


黑人很少吃药，因此往往见效神速，令他们备感惊奇，把史怀哲尊崇为“欧刚加”（巫师或神人）。史怀哲的名声迅速传播开来，有人甚至花一星期从三百多公里外划着独木舟赶来看病。从早到晚，史怀哲已经无法停下来。


带来的药物两个月就用完了，史怀哲不得不紧急求援。筹款并不是容易的事，吃闭门奠，遭到委婉或断然拒绝都是常事，而史怀哲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将拒绝和挫折视为正常，也把自己不懈的坚持和努力视为正常。此后50年里，他13次进出非洲，在欧洲等地巡回开办管风琴音乐会、四处演讲，募集经费。


妻子海伦·布勒斯劳与他共同承担着生活和工作的重负。除了日常家务，她还要管理药品，协助诊疗。非洲严酷的环境和长期劳累，严重损害了她的健康。


那时非洲的欧洲殖民者们普遍对黑人抱有偏见，认为黑人懒惰、偷窃成性而且没有责任心。史怀哲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但他必须面对遇到的问题。一次，史怀哲发现诊所的一只木箱有白蚁，急忙叫工人丢到河里，否则会殃及整个诊所。工人答应了。等史怀哲忙完回头查看时，木箱却赫然与扩建诊所用的木料放在一起！


扩建医院时，史怀哲请了几个黑人帮工，工程进度非常缓慢。一位工人安慰他：“先生，别生气，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如果我们工作时，你在一旁监督，我们便会做得很好。”


充当翻译的黑人约瑟夫提醒他，即便离开几分钟，也必须把药房的门锁好。实际情形是，稍一疏忽，必遭偷窃。只要有工人在房间工作，史怀哲夫人就要留在附近。甚至每天厨房所用材料，米多少，油多少，也必须当面交付清楚。


然而，这些并没有让史怀哲对黑人土著心生轻贱，他把这看做文化差异的表现。因为当地人没有国家、法律、职业、储蓄观念。在非洲，作为主食的香蕉和其他食物都不难获得，因此他们只是不得已才去工作，而对工作的意义，其实也并不了解。他们的财物观念也与自人有很大不同。约瑟夫这样解释当地人的偷窃行为：“对于不上锁的人，偷他的东西无所谓，这是他自己的错。”


史怀哲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从不把白人社会的道德评判强加于人，而是以更加宽广博大的胸怀接纳生活方式与行为规范有极大不同的黑人。他对非洲土著的爱是不存偏见、真心尊重的。他说：“我始终坚信，生活在大自然怀抱中的黑人的生命力，要比自诩为文明世界中的人来得强韧，也更能忍受疾病的煎熬。”他甚至发出这样的控诉：“白人带来的酒与病，给原始居民造成极大灾难，这难道是公平的吗？如果把白人对有色人种的种种残虐行为一一列出，无数悲惨的事实，将使自诩文明的白人绅士淑女无地自容！”


非洲之子


数十年间，史怀哲一直坚守着他的丛林医院。其问，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战火也燃烧到非洲丛林，医院曾被迫关闭，他本人也被关进俘虏营。而一旦获得自由，他就开始重建医院。他不仅要做医生，护士，也要做泥水工、木工的工作。


医院逐渐有了起色。他几度扩建，增加病房，一切都经过精心安排和设计，保证在低成本条件下为当地提供最大限度的医疗保障。一次，一群热心人准备捐助9万法郎添置一台x光机。这的确是医院所需，但他怎么建X光室？又去哪里找专门的x光医师呢？最后，他说服捐助者，改用这笔款项购买医院更急需也更切实际的药品。


最困难是二战时期。外援中断，医院几度濒临绝境。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自述心境：“我受尽种种煎熬，已心力交瘁，疲惫不堪……”但他始终没有放弃。


孤独而长久的坚持，让史怀哲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当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与维希政府军队在兰巴伦附近激战时，双方都有默契，不伤及史怀哲的医院。


1945年1月14日，英德两国军队进行最后决战。而英国的广播里，传出的却是为史怀哲博士——一位敌国的丛林医生——庆祝70岁生日的节目。


到1947年，医院已经拥有45栋病房，除他本人外，还有3名医生、7名护士。


1953年10月30日，史怀哲在兰巴伦听到了自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他把奖金全部用来改善医院条件，并建立了“麻风病区”。


80岁以后，除了为禁止核试验而短暂外出演讲外，他一直在兰巴伦工作。直到86岁，凡有大一些的手术，他仍然守在手术台旁给予指导。


1965年，90岁的他说：“上帝啊！当跑的路我跑过了，尽力了，我一生扎实地活过了。”9月4日，充满博大爱心的史怀哲博士逝世，葬在位于医院的夫人墓旁边。简朴的墓前，经常有黑人前来献上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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