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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胡适的知人论世

发布时间:2015-02-03 18:45:54 - 来源:名人哲理警句 - 本站编辑:北海北 - 阅读:次 - 本文约:
导读: 或许正因为是“晚年”,而且又是“谈话录”,《胡适之晚年谈话录》才别具价值。中国人向来认为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谈话不像口述那么正规,所以这种随意的方式处处将胡适的真性情“口述实录而立此存照&rdquo

上篇回顾:总有一天你们会为我惊叹——101年前,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奥纳希斯出生在土耳其西海岸城市士麦那的希腊区。他的父亲苏格拉底是一位很有权势的商人,但是,他并没有继承父亲的财产。因为在他17岁时,他与家庭发生争执,离家去了南美洲。临走时只带了一只破旧的旅行箱和450美元。他和父亲从来都没有亲近过,关系

晚年胡适的知人论世[图片] 晚年胡适的知人论世 或许正因为是“晚年”,而且又是“谈话录”,《胡适之晚年谈话录》才别具价值。中国人向来认为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谈话不像口述那么正规,所以这种随意的方式处处将胡适的真性情“口述实录而立此存照”,一个真实的日常生活化的胡适就这样慢慢走近读者。


胡适在谈话中臧否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民国学人。这些在书中俯拾皆是的回忆或描摹都是从一些细节出发的,也许正因为情景的刺激,而让述说者记忆深切。在1960年6月2日,胡适说:“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年之后,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lsquo: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rsquo: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


1961年4月30日的谈话中,胡适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3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装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剔胡子的钱。”


晚年胡适在台湾经常遭遇一些批评,比如有人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胡适先生不是单纯个人,他是一大学派之老领袖。又是&lsquo:中央研究院&rsquo:院长,门生、故吏、新吏极多。如是成为偶像,而此种偶像极盛,乃以前大陆上胡先生所不曾享有的,因地盘狭小得到了台湾了,如是便成一种有形的或无形的压力,曰,非胡先生之道不为道,非胡先生之学不为学,非胡先生之方法不为方法。”胡适仅仅说了句“批评也有批评的风度,但不能轻薄”。胡适晚年曾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观点,因此在对待批评时总不乏一种平和理性的风度。


而在批评胡适的阵营中也不乏“前恭后倨”的例子。1962年胡适逝世前夕,曾隐讳地批评了某某“这个人有自卑感,又有优越感。有自卑感的人一定也有优越感,喜欢摆臭架子”。胡颂平在这一天的“谈话录”后加了两则史料,用以指出批评者的“知行分裂”。一则是徐复观在《民主评论》上批评胡适的一个演讲的选段:“胡博士担任&lsquo:中央研究院&rsquo: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我之所以如此说,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因为他过了70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为得点残羹冷炙,来维持早已摔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


同样的一个徐复观,在1958年4月22日给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道:“五四运动之伟大历史贡献,将永垂不朽。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分子精神上之象征。凡偶有文化之争,先生不必居于两造者之一方,而实为两造所共同期待之评判者。五四时代之文化斗士,必须化为今日流亡时代之文化保姆。”要求一个人完全知行合一或者人如其文确实有点困难,孔子也强调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但在如此短暂时间内呈现两副面孔,而且又出现在一个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身上,就令人匪夷所思了。


书中很多章节涉及胡适作为一个学人对“道问学”的体悟,从这些谈话可以发现胡适的那种学术上孜孜以求的考据精神。胡适与胡颂平之间的一答一问,似乎让我们体验到传统的教育方式的回归。用《中庸》里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来描述胡适作为一个学者的形象似乎恰如其分。


台湾学界在今天能够成为华语学界治学之翘楚,与当年像胡适这样的大陆过去的学者筚路蓝缕之功不无关系。尤其是在当年党治的氛围中,如何挣扎出学术自由的一条窄路,保卫学者研究相对的自由和自主,确乎是攸关民国学脉存亡绝续的大事体。身为台湾学术界之堡垒的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自然是当仁不让,要扮演“过河卒子”的角色。在1961年12月28日的谈话中,胡适说:“民国以来的主要两个人,一位是孙中山先生,他的史料都在国史馆里;还有一位是蒋介石先生,他的史料谁能看得到?说到研究&lsquo:匪情&rsquo:,资料在哪里?此间连大陆上出版的书籍都不许进口,叫人怎样去研究?譬如&lsquo:五四运动&rsquo:,我是其中有关的一个人,但此间人家写的五四运动的文章,我连看都不要看,他们只有党派的立场,决没有客观的判断。”


为人、为学,包括短暂的“为政”,胡适始终坚持一个“不苟且”的较真态度,这种态度一以贯之在他的人生历程。也许从他1933年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这段话可以窥知到胡适的真性情和真关怀:“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到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象一切可能的后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成为&lsquo:无所苟&rsquo:的政论。”胡适的一生基本上都遵循着这个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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