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一夫当馆”去抗战

上篇回顾：毕加索的最后一个朋友——毕加索是西班牙著名的天才画家。他说，他画过的每一幅画都浸润着他的血汗。当时，如果有人能得到他的一幅画，一辈子吃喝不愁了。而晚年的毕加索却很孤独，尽管身边也不乏朋友，但他清楚，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冲着他的画来的。为了这些画，亲人争吵不断，甚至大打出手。这一切让毕加索极为苦恼，他很想身边能有一个陪他

樊建川“一夫当馆”去抗战 樊建川把做房地产开发商赚来的钱，都投入文物购买和博物馆的建设与维护中。他用10年时间，建成开放了25个博物馆，明年他又要启动另一个宏大计划，他的终极目标是建成100个博物馆。他认为这样做的意义是可以“提高历史的像素”，“就是数码相机讲的像素，像素越高越清晰”。


钟情博物馆


“做文化项目，我不做一流，只做第一。”这是樊建川一直坚持的想法。“比如我做博物馆，现在每个馆都是全国第一，我就不愁人气，你爱来不来，不来那是你的损失。”


十几年前，建博物馆之前，就有无数“忠告”袭来。“要让一个人完蛋，就让他吸毒；要让一个企业完蛋，就让它建博物馆。”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樊建川当然知道建民营博物馆往往是“取死之道”，投入一定是无法回收的，平日运营能平衡成本的都稀有其例。但他这个投资数以十亿计的博物馆聚落，2005年开馆，2010年就实现了收支平衡。因为“第一”，它无可取代：第一个国民党军队抗战博物馆，第一个战俘博物馆，第一个美国飞虎队援华抗战博物馆，第一个抗战老兵手印广场，第一个中国壮士广场……他正在等待机会揭幕第一个汉奸博物馆。


然而，“第一”意味着领先于时代，也必然意味着风险，以及过程的艰辛。“正面战场馆”是大陆第一个国民党军队抗战博物馆。国军功绩，以前较少提及或者被社会刻意遗忘，樊建川这个“第一”，是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去面对过去。然而一时之间，也是众议纷纭，压力巨大。建中国壮士广场，会涉及领袖的塑像需要有关部门审批的问题。建“不屈战俘馆”，会陷入“玉碎”还是“瓦全”的争执。尽管抗日战俘大多凛然不屈，并未“瓦全”，比如人们熟知的赵一曼。但还是有人不理解，一名正部级干部看了之后问樊建川：“他们为什么不自杀？”一瞬间，他不知怎样去解释。


几乎每一个馆的落成与开放，都牵涉着成见爆发、价值观争议和居高临下的道德指责，樊建川必须一一面对，以柔克刚。至今，仍有一些问题无法克服。他筹备已久的“汉奸博物馆”，建筑已经建成，文物已经备妥，但一直没有展出。“因为汉奸的后代，会动用各种力量来阻挠。但不管怎样，我最终一定是要做的。”


“建川博物馆聚落”里，安静躺着的，是历史，也是樊建川的社会理想。


人生永动机


樊建川是安仁小镇的最大谈资，人们乐于谈论他，因为他和他的博物馆给这里带来了人气、商机和就业机会。


一说樊建川，往往会提到那个四川人熟知的故事：樊建川的公司是都江堰城区最大的开发商，汶川地震的时候，他建设的小区没有一间房子倒塌，老百姓打着横幅感谢他。


我在落脚的一家客栈里，跟店主人闲聊时说起樊建川。我说他很忙，店主人很惊讶地说：“他会很忙？我以为他每天很悠闲呢。冬天的早晨，我经常看到他在湖里游泳。”不了解樊建川的人，很自然有这样的想法。樊建川是个大老板，2007年，他以20亿元资产位列胡润中国富豪榜第397位，按常理，年近退休，也应该过上安闲生活了。


现实里，他确实很忙——忙着找钱。他把做房地产开发商赚来的钱，都投入文物购买和博物馆的建设与维护中，这一选择“套牢”了他的余生。


我获得樊建川的特许，进入他的库房参观。两层共约4000平方米，文物堆积如山。库房管理员石岩说，这个库房里文物约800多万件；一共6名工作人员，在这里忙碌了10年，专门负责对文物的整理登记，如今工作量尚未过半。而这样的库房，樊建川在外地还有好几个，一共有1万多平方米。


办公室工作人员黄毅说，2005年开馆前，连续一周，每天都有3个火车皮的文物往安仁运来。按樊建川自己的统计，他的文物总量有300多个集装箱，全国各地都有为他收购文物的联络员。


仔细看完“建川博物馆聚落”里的文物，一般需要3天时间，而这些展出的文物，只占樊建川所收集文物总数的1%。


“建川博物馆聚落”占地500亩，员工500多人，每天运营费用10万元，而门票收入，只够电费。所谓2010年实现平衡收支，是把樊建川自己的收入算在其中。


他给我掰着指头算他的收入来源：


“一是讲课。我当了8年大学教师，这是我的一技之长，很多单位请我去讲课。讲课费有高有低，高的，华为一个小时给4万元，还有一家电讯公司给5万元，低的只有4000元，算下来一年也有几百万元收入。”


“二是写书。我现在出了七八本书，其中2本得了国家图书奖，都卖得还可以，一年收入好几十万元。”


“三是卖唱。我自己录了一张CD，名叫《嘹亮》，卖得挺好。我总是飞来飞去，天有不测风云，我做好摔死的准备，所以原本是录下来在追悼会上用的。我死了不要放哀乐，放自己唱的歌。没想到在市面上卖得不错，据说北京上海还有盗版。”


“四是卖字。我的字有时一天能卖几张，挣个几万块用来发工资，挺好，一年大概能卖100多万元。”


“五是做&lsquo:博物馆提供商&rsquo:。国内很多地方要建博物馆，又没什么经验和资源，我们给他们策划、设计，现在已经做了十几二十个，一年能做到2000多万元的产值。比如宜宾的李庄古镇，博物馆是我们策划的，他们一件文物也没有，我还给捐了1000多件文物，两大卡车。”


更早以前，樊建川已经把他在成都的办公楼、加油站和铺面卖了个精光。


这些就是樊建川养活“建川博物馆聚落”的经济来源，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都需要樊建川亲自动手。


“正面战场馆”里，有黄维将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用品，包括他手书的研究“永动机”的心得。樊建川的人生，正像一台永动机。


与历史共情


樊建川外在的表现总是很活泼，他常常用戏谑的、甚至有点无厘头的理由去做一些严肃的而且已经深思熟虑的事情。比如，1979年为了符合入伍年龄，他把自己的生日从4月4日改成了9月4日，后来要再改回来就十分麻烦，他依旧坚持要改。“我不甘心的是，我死的时候，寿龄上少活了半年。”这样的表达总让人会心一笑，但人们看不到的另一面是，他一个人待在文物库房中，面对一件件承载着个人与民族苦难的历史物件时泪流满面的场景。


“我对于历史，比一般人敏感，文物用自己的语言跟我对话。对着八路军用过的带血的绷带时，是山西话；对着日本兵的家书时，是日语；我能真切地听得到。”他对历史常常有一种代入感，“看到英勇不屈的战俘被日本人杀害的照片、文字记录，我就会希望进入其中，陪着他们，一起赴死。”这个时候，他很痛苦。


或许正因为他具备这种与历史人物共情的能力，才使得他做出来的博物馆，总能让许多人无法控制情绪，当场号啕大哭，其中包括一些有地位的大人物。


“这属于一种特殊的能力。”樊建川说，“但我不希望年轻人像我这样生活在历史的痛苦当中，所以我从不让女儿女婿参与博物馆的事务，也不把博物馆留给他们，这个主题太宏大，太沉重，不是他们所能承担的。我希望他们有正常的生活。”


媒体向他提出的各种问题，都离不开“历史真相”这一主题。真相无害，真相永远都在，然而，它呈现出来的面目，部分取决于当下的态度与需要。有时候，面对历史，比面对现实还要艰难，但没有理由去回避。用樊建川的话说，如果我们不尊重先烈，后人也一定会抛弃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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