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年的“万有引力”

上篇回顾：嘲笑中诞生的诺贝尔奖——1941年他出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一个乡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但他似乎基因变异，打小就让大家觉得脑袋有毛病，他总喜欢胡思乱想，别人习以为常的事物，他却总要刨根究底，就是老师也很多时候难以作答，而老师就格外刁难他，故意出他的洋相，他就成了大家嘲弄的对象。幸好他智力超群，一路过关斩将，求学路上倒是顺

黄大年的“万有引力” 【编者按】黄大年是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吉林大学教授，他的研究首次推动我国快速移动平台探测技术装备研发，攻克技术瓶颈，突破国外技术封锁。


很多人说他是“纯粹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什么职务也不要，就想为祖国做些事”；也有很多人说他是“另类的科学家”，因为他对待科研只有一句“我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


2017年1月8日，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終于停下了追赶的脚步。胆管癌手术后的并发症将他的生命定格在58岁。


自2010年回国以来，这位“千人计划”科学家一直在向前冲。他那位于吉林大学地质宫507的办公室墙上贴着12张A4纸拼成的日程表，表上几乎每个格子都填满了。没人知道这张时间表的全貌，这个敦实的中年男人也很少谈起。航空重力测量技术可能是这张表格中的重要部分。


据吉林大学地探学院副教授马国庆介绍，地球的磁场是一张大网。“磁场之网”亿万年来绵延过海底与平原，记录着永不磨灭的信息，也能捕捉到雷达静默的潜艇尾旋掀起的细沫。


科学家通过重力计算“磁场之网”的信息，我国在这方面的理论也有所发展，但难点在工程应用上。重力梯度仪搭载在飞机上，需要在高速移动中对地穿透，精确感知毫厘之差。


2004年，作为英国剑桥ARKeX地球物理公司的研发部主任，黄大年就曾与美国专家联手攻关。他手下是一支包括英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300人的精英团队。


3年后他回国，马国庆是他带的第一批博士生之一。师徒二人共同研发中国自己的重力梯度仪。项目中还有一些更年轻的师生，他们中大多数人是第一次接触这种技术。


他们在地质宫拥有一间办公室。黄大年对这间办公室很满意，他凭窗眺望，能看到少年时代的风景。可屋子毕竟太老了。有一次地探学院党委书记黄忠民雨天拜访，看见电脑和重要资料上蒙着塑料布，房间四角有塑料盆接着滴答滴答的水。


“都这样了，你干脆回家休息吧。”黄忠民乐了。


“不行啊，工作干不完。”


黄大年去世前，团队对于重力梯度仪的研究已到了工程样机阶段。在数据获取的能力和精度上，我国与国际的差距至少缩短了10年，在算法上则达到了与国际持平的水平。


回国不到一年，黄大年就急着和吉林大学机械学院的老师联系，想要联合研发重载荷物探专用无人机，用于移动平台探测。


居然就让他谈成了。


在马国庆眼中，老师有着西方式的直接，“执行力超强”，很少浪费时间斟酌成功率。会议上遇到感兴趣的专家，一定要拦住人家聊聊，不管认不认识。遇到想不明白的问题，也总要千方百计去找懂行的请教。


黄大年的尝试不止于此。他涉猎颇杂，对很多前沿领域的发展都有兴趣。在他心里，又有太多学科可以与地球物理发生联系。2016年9月，一个由辐射地学部、医学部、物理学院、汽车学院、机械学院、计算机学院、国际政治系等组成的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成立，黄大年担任了首任学部长。


“大年的这个战略设想涉及卫星通信、汽车设计、大数据交流、机器人研发等领域的研究，可在传统学科基础上衍生出新方向，有望带动上千亿元的产业项目。”现任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副学部长马芳武曾这样评价。


卢鹏羽是这个学部的首批受益者之一。这位吉林大学硕士生既是地探学院的一员，又在计算机学院做科研。他的工作是结合地探数据，利用计算机建模，将地球磁场的大网变成视觉图像。


横跨两个专业，卢鹏羽一度有点迷惘：面对的图景太过宏大，未来又太遥远，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他最终选择朝导师指明的方向追赶。几年下来他发现，自己没走丢。


“黄老师是一个实用的理想主义者。”卢鹏羽想了一会儿说。


2010年，黄大年出任吉林大学“李四光实验班”的班主任。这个班级选拔本科学生，旨在培养一批地探科学的预备军。英语水平是选拔考试的重要标准之一。


这位新晋班主任常常请地探领域的国际牛人来长春，为自己的学生讲课。


“一定要出去，出去以后一定要回来。”这是黄大年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叮嘱。


学生周文月有时觉得，老师脑海中的时间表已经超过了他的生命长度，他在学生身上寄托了一个更宏大的未来。


本科毕业论文，周文月定了一个特别大的题目：汶川地震的地球磁场研究。黄大年很认可：国家需要这样的研究！他清楚这个题目对于一个本科生来说难度太大，便拜托马国庆出差时收集数据供周文月使用。


“他就是要把我领进门，让我体验一下有价值的研究是什么样的。”她慢慢反应过来。


和时下的风潮不同，黄大年的学生从不管自己的导师叫“老板”。惜时如金的黄大年也从不吝啬和学生在一起的时间。他们在地质宫暗黄色的水晶灯下高呼着号子拔河，在初春的巷口烧烤——黄大年还特意把车子开来挡住风，车载音响放起《斯卡布罗集市》助兴。他爱摄影，去哪里总是背着沉重的器材，指挥着大伙摆造型。


在黄大年这里，只有一件事是开不得一点玩笑的——科研。黄大年给周文月博士论文的批注总是密密麻麻，连标点符号的错误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一次正讨论时，黄大年突然一把盖住摊开的论文，笑嘻嘻地问她：“你别看，记得我改了什么吗？”


后来周文月才知道，黄大年少年时期与父亲通信，信总是被批注得密密麻麻再连同回复一并寄回。再相见，在广西地质学校做老师的父亲也常这样突然盖住被改过的信，问：“你别看，记得我改了什么吗？”


2016年11月29日，黄大年在北京飞往成都的飞机上昏了过去。回长春后，他被检查出胆管癌。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护士长常发现这位教授在用力思考：躺在床上背对着门，身体绷得像拉满的弓。


黄大年去世后，马国庆接手了老师一系列未完成的工程。他离开实验室的时间越来越晚，午餐也总是以面包充饥。师弟师妹私下觉得，这位总爱开玩笑的大师兄神态越来越像老师了。


周文月最近则常常忙于接待——采访和参观的人太多。她每天清早起床，推迟回宿舍的时间，用早晚的时间把科研工作补上：“怕黄老师看到我懈怠。”有时深夜寂静，走廊黑黢黢的，只有自己的办公室亮着灯，她想起黄大年常说的“地质宫里有中国地探科学的灵魂”便十分安心。她正在稳步推进“一定要出去，一定要回来”的前半部分。这位“李四光班”的学生从地质宫的窗口望出去，正是恩师少年时注视过的盛夏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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