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势获利

上篇回顾：坚持梦想——上中学的时候，我和钟有胜是同桌。那时候，我的语文出奇地好，而钟有胜的数学则出奇地好。为此，我当上了语文科代表，他当上了数学科代表。

立势获利 只可心领不可言传的“势”，在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内涵和发展历程？

西方人永远不了解那些挂在中国人嘴边、带有“势”字的习惯用语的真正意思，诸如“仗势欺人”“以势夺人”。其实，这些话里所说的“势”，指的无非是中国人办事不按既定规则出牌，而是随机应变，以当下形势衡量行动的真实效果。

形势比人强

“势”和“效力”有关，说起来太难懂，这个中国原理让西方人听起来完全不知所云，摆到国人面前也是只可意会，不得已只能用故事试着说明。

就如打仗，古罗马人把军队划成一个一个方格，摆开阵列，横平竖直，长枪大戟，喊着号子行进，随着步履加快，两军轰然纠结乱战，胜负立判。据说，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人，偏爱重武装步兵，不太重视那些行动轻便、持新月形小盾的步骑兵；喜欢重装步兵列阵慷慨行进，对撞厮杀，不喜欢骚扰、回避和一切耗损敌方的阴损杀招。

中国古代兵法渐渐变得复杂，讲究先发制人，内部瓦解买叛、战时迂回取巧，都可随机使用。总之，决定胜负的关键，不在于古罗马“方格”如棋盘运棋那样规整的碰撞，而在于这些“方格”根本还没发生冲撞，就胜负已定。

当年宋襄公最守战术规矩，一定要敌人过河整列完毕后开战，而没有趁敌渡河之际一击使溃，可谓“君子之战”，却被嘲笑为不懂用“势”。曹刿论战，讲的是“一鼓作气”，否则三鼓之后，士气衰泄而不可收拾，也是在讲“势”的高低转换。

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弩，常可杀人于百步之外。优秀的军事家，也要学会远隔时空预知战争情势的发展，做到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果。弩作为投射型武器，最能表现从远程取人性命的凌厉之“势”。

“势”还是一种无形弥散的力量，如“仗势欺人”中的“势”，就可能不是具体的权力，而是一种潜在的威慑力。西方人边沁发明了“敞视式监狱”的理论。环形监狱中的监视高塔，可以观察到每个犯人的一举一动。长此以往，哪怕监视者不在，犯人也由此坐下病根，总以为有几双眼睛盯着他而自守规矩。福柯把这设计看成是一种隐喻，指涉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力。同样作为法国人，余莲在分析中国“势”的发展时，就认为中国古代早已发明了这玩意儿，而且搞得上下左右无孔不入。其实，中国人的监控机制比西方远为复杂。中国人是以道德实施控制，道德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自控能力，有时比法治要管用得多。

势的弥散

在中国古代，“势”尽管可以弥散到广大的文化和艺术领域，但如果谈政治，又确实与权力脱不了干系。和兵法对远近距离的诡异判断一样，政治体现出的也是一种“势”的安排，所以才有一帮儒生发明出一个“理”，后来又把它说成是“道”，好像要与“势”抗衡，让这个世界平衡起来。中国人讲究平衡术，光有“势”而无“理”，让人感觉粗糙、野蛮和没教养，光有“理”而无“势”，让人觉得软弱无能、人人可欺。于是，让“势”背后站着一个貌似道德明星相的“理”，为“势”的作恶站台遮丑，这看来是一种必学的生存技巧。

道德为什么在当官的那里显得重要，是因为它后来被皇帝收编到自己的圈子里，让每个人内心都奉行一种规范尺度，这世界会好统治得多，于是，“势”被蒙上一层温馨的薄纱。当年，费孝通举了个例子，说中国社会就像个没有裁判的足球场，球员可以按照各自内心的规则踢球，这一比喻和福柯说西方社会像个环形监狱有点相似，只是犯人不跑不是因为总觉得监视塔上有人，而是自己觉得就这么待着挺好。

法国人余莲还说了句挺损的话，说中国人根本就是拒绝说服他人，觉得言语没什么力量，于是，不信任语言的态度变成了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不信任语言，就不会相信通过辩论可以说服他人认识真理，而是反过来，用那种看不见又处处让人感觉到的“势”来操控他人，说服和操控就成了一种治理文化的两面。

被杀者恍惚欲死之余，视杀人者仍觉无影无形，死得蹊跷难辨，这是立“势”获利的诀窍，也似乎成了中国人做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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